今年兩會記者會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回答經濟發展和污染物排放量關系時，引用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原理。這條用來描述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變化關系的重要曲線，對于當前中國有哪些現實意義？

用制度能夠解決環境問題嗎？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究竟講了些什么道理呢？其實很簡單，說的就是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的變化關系。

在此之前，盡管環境問題早就在西方發達國家蔓延，但直到20世紀的90年代初期，人們都一直先入為主地將經濟增長當作環境問題的罪魁禍首。認為正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走上了一條高污染、高排放的發展道路，陷入了錯誤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才帶來了大規模環境污染和生態環境質量下滑的后果。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早期的環境保護運動中，都把經濟增長作為是一個既定的外生條件。既然是既定的，那么也就是無法改變的。社會一定要進步，經濟一定要增長，但環境問題也要加以解決。怎么辦？只有把目光轉向制度層面，也就是改善環境保護的各種制度安排。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通過制度的約束來最大程度上扭轉環境質量下滑的程度。

由此，也就派生出了最早的環境經濟學理論，就是基于產權和外部性內部化的環境經濟學理論，其中也就有了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對環境保護的巨大貢獻。這是由于從科斯的理論出發，當時的環境經濟學貌似找到了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那就是從解決外部性出發，消除市場失靈，讓生態環境作為一種要素性資源，重新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基礎上，得到市場的合理配置。

這樣的解釋顯然是站得住腳的，因為，這的確是環境問題的制度性根源。很多的環境保護實踐發現，只要能夠合理界定共有產權問題，就可以消除環境污染的外部性，使環境污染水平恢復到社會最優的程度。

基于產權和外部性的環境經濟學基本主導了早期的理論發展。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中，環境保護的立法、規制、市場等風起云涌，西方各國都將環境保護的希望寄托在制度性的變革上，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90年代。

到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的環境得到改善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業界，都認為制度變革功不可沒。但情況卻并沒有那么樂觀。一方面，在部分發達國家環境得到改善的同時，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環境卻在惡化。這是與制度差異有關嗎？另一方面，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逐年升高，危及全球人類自身的發展。那么，既然此前已經找到了制度上的根源，并加以解決了，為何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呢？

經濟發展是環境問題的關鍵？

20世紀90年代，有一個因素促使人們開始將環境質量演變的原因追溯到經濟增長上，那就是自由貿易。

格羅斯曼和克魯格兩位經濟學家最初的研究就是自由貿易與環境污染跨國轉移問題。但通過研究發現，并不是自由貿易決定了污染的轉移，而是經濟增長，或者收入水平等因素左右著污染的轉移和排放。由此，他們將研究轉向了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變化關系的研究。基于各國數據，他們的研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伴隨著一國或地區經濟的增長（主要以人均收入為指標），在初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會逐漸增加，環境質量出現惡化。而過了一定階段后，如果經濟持續增長，那么，在經濟增長水平越過了某個發展階段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便會到達頂峰，并隨后出現下降。上述關系用圖形表現出來，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經濟學的發展由此出現轉折，從之前在制度上尋找環境問題的成因并加以解決，逐步過渡到從經濟增長上找原因并加以解決。梳理相關研究，筆者認為，經濟增長之所以會造成環境問題，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是經濟增長過程中隨著生產和消費規模的擴大，造成了資源和環境的絕對稀缺。根據稀缺租理論，人們一般都是先開發稟賦條件較好的資源或環境（譬如良田），而后開發那些稟賦條件不好的資源或環境（譬如貧地）。這樣一來，隨著人口增長、經濟增長，總體規模擴大后必然會使得處于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邊際性資源被引入到經濟體系中，也就是逐步突破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造成環境退化和質量下滑。

二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出于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必然要引入大量的重化工產業，這些產業有著污染密集的特性。在經濟增長的某個階段上，整個經濟體量會顯得很笨重。也就是說，結構不夠合理。這個問題使得現代經濟增長對環境有了雙重的損害。除了規模之外，還有一些是工業化生產方式帶來的，譬如染料產業。

三是經濟增長過程中，隨著全球化的演進，貿易的自由化也會帶來新的環境問題，尤其是給在國際貿易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造成極大的威脅。這是因為，他們即便沒有承接來自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污染產業，但客觀上，他們要為發達國家生產初級產品。而這些初級產品往往都是資源或者環境污染密集型的，為此，這些國家的環境顯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當然，既然從經濟增長上找到了環境問題的原因，那就必然要從中發現解決途徑，即發揮規模效應、技術效應、結構效應和收入效應，才是經濟增長的高級階段可能帶來環境質量改善的原因所在。

第一，從絕對的規模增長向經濟上的規模效應轉變。如果說，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和環境的利用規模是在絕對地擴大，從而變得稀缺，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從產出規模的擴大中找到減少資源和環境投入的可能？也就是實現經濟上的規模效應。這意味著，經濟產出的規模擴大1倍，但投入卻可能是僅僅擴大0.5倍，甚至更少。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就說明，我們可以在擴大規模、增長經濟的同時，并不增加對于資源環境的負擔，其核心是提高資源環境的生產力。

第二，從技術進步中尋找改善環境質量的積極因素。有關技術進步的經濟學研究，很多成果都認為這是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素，而同時，技術進步本身也受到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等因素的作用。但早期并沒有將技術進步和環境污染的治理直接關聯起來。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中發現，為什么經濟增長會對環境質量有改善作用呢？恰恰是由于經濟增長過程與技術進步過程相互是有內生性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會推動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惠及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不僅降低利用水平，而且還對其末端排放的治理有所幫助。這樣一來，有技術進步和沒技術進步兩種情景下的環境質量就有很大區別了。

第三，從偏重于工業制造業的經濟結構向偏重于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既然高污染的重化工產業是環境問題的一個來源，那么如果減少這部分生產了呢？當然，一國并無法天然地或者強制性地突然改變其經濟或產業結構，這種變化也只能是經濟增長規律使然的結果。因為在經濟增長初期，重化工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而后期，服務業等產業的貢獻變得更大（從生產端轉向消費端）。此時，隨著結構的改變，污染自然會下降，環境質量好轉。

第四，從對物質消費的偏好轉向對環境消費的偏好。隨著經濟增長，消費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質需求之后，便開始更多地追求健康、舒適、景觀等與生態環境有關系的生活品質，進而自然也就更加愿意為獲得這些生活品質來提高其支付意愿，這也就是為何大量有關研究的結果都顯示出居民支付構成中包含越來越多生態型支出的原因所在。

現實環境問題怎么解決？

環境經濟的理論變遷過程，對于中國當下的環境治理有所幫助，也可以真正地將“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統一起來。對此，筆者有以下感悟：

首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假說并非是在環境問題剛剛暴發的初期提出來，這并不是偶然的，因為如前所述，即便在初期提出來了，也不會受到重視。原因很簡單，社會經濟需要發展，這是大前提，所以早期的環境經濟學理論就單單重視了制度因素，這與當前中國的情況很相似。換一種理解的方式，在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制度因素的確應該先于經濟因素（稀缺性因素）。如果沒有制度變遷做鋪墊，西方國家的環境也并未見得就可以隨著經濟增長而自然得到解決。這既是理論上的邏輯，同時也是環境保護實踐上的邏輯。在特定的經濟增長階段上，我們不能以犧牲經濟增長的代價來保護環境。

其次，在真正解決了制度因素之后，是否就可以直接過渡到經濟解決的層面，這也是當下討論非常熱烈的問題，即環保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西方的理論發展和實踐發展進程來看，即便解決了制度因素之后，也并沒有迅速進入經濟解決的階段。其原因在于，經濟解決能否成功取決于規模、技術、結構和支出等要件。在完善了環境保護制度之后，這些要件就都能水到渠成了嗎？未必。因為，在很大概率上，制度完善和經濟轉型的進程并無法絕對統一，有個時滯，甚或是很長的時滯。因此，要讓環境保護的重點從制度解決轉向經濟解決，關鍵取決于條件是否成熟，而不是制度因素本身。

最后，如果我們僅僅將環境保護工作的落腳點放在制度和經濟兩個層面上，這看起來似乎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是相互吻合的。但事實上，這里面仍然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制度和經濟背后的制度。通俗地講，就是市場。因為，要知道，上述產權和外部性內部化等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為了克服市場的不完備，也就是說這些制度安排是與那個初始狀態下的標準市場相契合的。如果我們現在的本土市場并不是西方國家初始狀態下的那個標準市場，那么后續所有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并照搬西方經濟的制度安排便無法用來解決這個所謂的市場失靈。同樣道理，經濟因素的改變，其基礎也是那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初始標準市場。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能將本土的市場調較到那個標準的市場狀態，那么，無論是制度因素的改變，還是經濟因素的改變，都無法真正地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基礎上解決我們的環境問題。這恰恰也是要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來自《中國環境報》第6494期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