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歷史學家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中，作者以大量的中國古代詩文為史料，讓讀者不免誤解中國環境史也是中國文學史。這部被譽為“中國環境史奠基之作”的著作，之所以大量鋪陳中國古代的文人著作，大概是出于以下原因：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歷代文人墨客縱情山水，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可資利用;古人對山水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古人環境觀念中的一個真實側面。

古人詠水的詩文多得可信手拈來。想像一下，陶淵明、謝靈運等古代文人騷客，如果置身在今天中國的山野、鄉村或是小鎮，橫陳在眼前的山川、小溪與河流，是否還能讓他們有激情寫出那么絕世曠達的詩文呢?雖然那時的人，沒有今天環境科學的一些觀念和詞匯，比如富營養化等，但通過目測，其渾濁與滯重，與清澈、晶瑩與靈動等關于水的美學就大異其趣。

當下，中國農村水污染的問題，并不僅僅局限在環境科學家的視野，一系列關于農村環保的目標也早已寫進政府管理計劃中。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和深入，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鄉土，去城市生活，按理說農村的環境應該越來越好，而現實卻相悖。當筆者將這樣的困惑訴諸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何義亮時，卻得到了一番令人吃驚的新穎見解。

點滴積累 割斷了傳統的生態系統

何義亮說，農村水環境污染可以從農民生活方式與耕作方式的改變等方面找到源頭。

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村人的生活方式也在這30年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他們休養生息的每一個細節之處。

在一個物質相對匱乏和稀缺的年代，農村人的吃穿用度都是極為簡單。比如，飲食中食用油和肉類極少，蔬菜類和谷物類的食物，即使有剩余，也會被家禽和家畜食用，不會有餐廚垃圾的處理問題。除了飲食簡單，生活簡單也會帶來極少量的生活垃圾，即使這部分少量的生活垃圾，也因為物質稀缺，農民會通過分揀和收集，自行將其處理，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而一些農村發生的“衛生的革命”，如各類洗滌用品代替肥皂、抽水馬桶代替旱廁后，對環境卻造成了額外的負擔。由于各類洗滌用品中含有多種難以分解的化學成分，即使能對污水進行收集，也必須通過新的凈化工藝才能達到凈化效果，這個問題在城市的污水處理中也是常見的。而旱廁被抽水馬桶代替后，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農民用化肥代替糞便來肥田，這些含有大量氮、磷的有機化學物質最終隨雨水徑流進入水體，對環境的破壞是很大的;另一方面，抽水馬桶建好了，地下排污設施并沒有配套好，污水管道往往沒有接入市政管網，不能進入污水收集和處理系統，最后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污染。

在何義亮看來，過去幾千年，農民世世代代靠經驗和智慧積累了生活和耕作方式，農村的田地、房屋、土壤、河流、飛禽走獸以及生活其間的人們，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自我循環和自我凈化的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下，“鳶飛魚躍，萬物各得其所”，似乎契合古人講的“天道”。而這個系統卻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被點點滴滴的變化割斷了。

“先進”與“落后” 需重新判定

何義亮說，雖然農民并沒有那么多關于環保和生態的專業詞匯，可是，由于他們物質稀缺，生活淳樸，一些現今政府文件和新聞媒體里宣傳的環保措施，農民都在自發地做著。比如垃圾分類、變廢為寶等城市居民知行相悖的環保理念，過去的農民卻能做到。

這也是一個令何義亮印象深刻的悖論。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更快更多地生產和制造，更快更多地消費和拋棄，文明帶來的究竟是福祉還是災難?歷史上每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是在饑餓和匱乏中崛起，在腐朽中沒落，工業文明也離不開這個發展邏輯，其短短兩三百年的時間尺度，還不足以評估它的價值。

他說有一次去農村做研究，去的時候，看到一個村頭的河水還是清澈的，幾個小時后就被黑水覆蓋了，一打聽，原來是河流上游的養豬場，竟然把清洗豬舍的廢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入了河水中。農村過去家家戶戶養豬，現在受“規模經濟”思想的影響，養豬模式變了，由于環保理念的缺乏，排污及處理設施等相關配套都不健全，對環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傷害。

比如這些發黑發臭的水，純粹靠大自然凈化，已經很難做到了。德國有句諺語：水經過七塊石頭就會變得干凈了。石頭上的微生物會吃掉水中的污染物，而現在，農村的很多路面用水泥鋪就，河道的底和岸也用水泥砌成，這些原本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的舉措，在實質上破壞了自然的凈化功能。

從餐廚垃圾的增多到衛生的革命，再到水泥代替土壤植被，與傳統的農村生活生產方式相比，這些都被理所當然視為“先進”，幾乎不容置疑。但是，在接受大自然的拷問時，所謂“先進”和“落后”，需要被重新判定。

技術：不是一柄所向披靡的利劍

在很多環境科學家看來，技術可以解決環境問題。何義亮說，他過去很長時間也對技術抱著樂觀心態。后來他在農村的調研和推廣經驗，讓他深深感受到，技術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技術也有諸多局限性。

一是技術本身的局限性，環境技術也有一個完善的過程，比如農村生活污水的收集以及處理設施的維護管理，包括化糞池的規范建設，都不完全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二是環境技術在農村的利用，往往會面臨著農村的風俗、農民的心理接納程度、農民的利益訴求等挑戰，一項技術真正挨家挨戶落實，絕非易事。

農村水污染問題已經得到政府層面的重視，治理農村黑臭水體已經被明確寫進今年4月份出臺的《水十條》中。關于農村污染問題，何義亮給出了幾點建議：一、隨著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廣大的農民應自覺繼承發揚祖祖輩輩傳承的簡約、生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并將這種傳統固化升華為一種文明，融入整個國家民族的改革發展模式。二、在推行城鎮化建設當中，需要充分考慮農村的特殊環境，從生態的角度因地制宜，統籌規劃。不能只是關注平房變樓房、土路變水泥，一邊在都市里花大力氣建設“海綿城市”，一邊把本具有海綿屬性的鄉村改造成“水泥塊”。三、由于農村環境生態相對脆弱，農民法制意識相對淡薄，環境管理與執法更是薄弱，因此在進行農村產業開發時必須相當謹慎，往往一座工廠就會毀掉一條河、一個村鎮，甚至像養豬養鴨這樣的農業產業，也非常有可能帶來難以承受的環境污染惡果。

除此之外，對農民進行環保理念的宣傳也是迫切的。農村污染是一個橫亙在眼前的現實問題，我們只有正視現實，積極應對，才有可能喚回那個正在逝去的“鄉土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