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循環經濟的思想古今中外皆有，不僅出現在哲學、宗教或文學作品中，也體現在人們的意識和行動中，且隨著時勢變遷、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然王國。盡管中國文化乃至文明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但反映自然循環、節儉思想的名言在中國數不勝數。工業革命以來，國外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循環利用、資源效率等思想。雖然近代國外提出循環經濟這個概念的時間早于我國，我國的實踐卻推動了全球的循環經濟發展和研究。

數年前，本人在一篇文章中將循環經濟的內涵概括為15個字：效仿食物鏈，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作家哲夫對此進行了拓展：“此鏈，藏有先天易數，源起于自然，含天地之玄機，銜陰陽之變化，適萬物生長之道。”這個鏈，既有東西方的智慧，也有古今人的聰明，反映了日月經天以久，江河行地以遠，萬物生生不息，社會可持續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在天、地間生存、運動。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通變之謂事，這是《系辭》中的理論。“道法自然”是《道德經》中的名言，本意是人的活動要效法自然規律，被生態文明研究者廣泛應用。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則是黨中央、國務院明文規定的生態文明建設原則。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相生相克、共生寄生關系比比皆是；人所皆知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脂泥、脂泥養水草、水草清水塘，是其中的一例。我國古代將之抽象為金、水、木、火、土陰陽五行。其相生關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關系是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在生態學教科書中，對應的角色是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在我國普及循環經濟知識的初期被專家廣泛介紹。

相生相克、共生寄生關系，不僅可以用于指導循環經濟的實踐，也可以用于指導環保產業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生生息息的論述，本質上是希望子孫繁衍、社會能夠持續發展下去，畢竟沒有人談不上社會的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是相對于人而言的，不僅要滿足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需求，還要為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留下足夠的資源和空間。

我國現今強調的循環經濟減量化優先，古人則將節儉提升到美德的高度。中國歷史上不少明君賢臣，從治國安邦的高度來認識節儉美德的價值。諸葛亮曾經說過：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古人認為，勤儉是關系到生存敗亡的大事；今人也將節儉看成中華民族延綿5000年仍保持活力的因素。《荀子·天論》中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這是資源節約思想的最早來源。古人治國理政強調禁奢崇儉，既出于經濟的原因，更考慮品德與政治的因素，所謂“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即使在大唐盛世，魏征也規勸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實現長治久安。

勤勞簡樸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人生態度、價值取向和價值觀念。“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句淺顯而內涵深邃的名言，反映了盤中每一粒米都是辛苦得來的道理，被貼在飯店或食堂墻上。明末清初教育家朱柏廬的《治家格言》（《又稱朱子家訓》）有言：“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這說明了即使是一頓粥、一頓飯，也應當想到它來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絲、半根線，也要想到勞作的艱辛。

如果說自然循環與節儉是美德、是思想，循環利用、資源化更多的是實踐。《從搖籃到搖籃》一書中介紹了4000年前的中國農民，就有循環利用廢物的農業實踐。據經濟史學家考證，桑基魚塘的循環經濟雛形在990年前的唐朝就有記載；世界范圍內的生態農業案例不計其數，很難考證哪個地方出現得更早。1958年7月，周恩來總理在原物資部的一份報告上批示：“實行收購廢品，變無用為有用；擴大加工，變一用為多用；勤儉節約，變破舊為嶄新。”事實上，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長期指導方針。

西方哲學中的人與自然論述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數百處關于廢物循環、環境等問題的論述。工業革命后，首先提出循環經濟的當屬美國學者肯尼斯·鮑爾丁，1965年5月10日他在《地球像一艘宇宙飛船》一文中提出，地球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顆行星，像一艘宇宙飛船，船艙就那么大，船上沒有“取之不盡”的資源；人是船上的“乘客”，不能隨意污染環境，否則只能生活在污染的環境中。只有在人數很少且受技術限制時，地球才被看成是一個無窮大的資源庫或無限吸納廢物的垃圾場。人是自然系統中的一員，人的生存取決于與生態系統的共生關系。宇宙飛船上的“宇航員”經濟獨立于自然生態系統，“乘客”必須循環利用廢物，發展循環經濟，經濟再生產主要依賴于資源再生產。發達世界出現的大氣污染或水污染，是價格體系出了問題，可以通過征稅來解決。采用懲罰性的稅收，環境污染和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預防。鮑爾丁因而被認為是循環經濟概念的較早倡導者。

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和圖奈，1990年出版了《自然資源和環境經濟學》一書，第二章是“循環經濟”。他們在這一章構建了資源可持續管理的準則，以便使經濟系統成為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從物質流角度，經濟——環境系統可以看成是一個封閉系統。自然同化能力是“源”，廢物既是可以循環的，對資源的可獲得性有正的影響，也可能會對自然同化能力產生壓力。書中提出了資源環境管理的三準則：一是可再生資源的開采量不能大于其再生能力，二是耗竭性資源的減少不能超過新的探明儲量，三是排放到環境中的廢物不能大于環境的同化能力。耗竭性資源的開采應由可再生資源的增加來補償以保持可持續性。畢竟礦產資源一旦被開發利用，就無法避免采光的命運。鑒于資源存量的有限性，人的生活達到一定水平后要減少耗竭性與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途徑是提高效率。資源的循環利用有利于減輕環境的壓力，而規模化的循環利用則需要投入資金，并對環境同化能力產生額外負擔。即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產生的二次污染會導致同化能力的下降。

循環經濟從書齋走向社會，歸功于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德國、日本等國最初從垃圾處理角度提出循環經濟的。換言之，發達國家的循環經濟起源于垃圾管理，包括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帶有明顯的環境戰略特征。這一點與我國不同。我國是從資源戰略出發的，聯合國環境署的資源效率戰略，大致與我國相當。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是一種發展，就是要用發展產業的辦法解決資源約束和環境污染矛盾。例如，通過煤層氣發電，不僅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瓦斯爆炸對礦工生命安全的威脅，而且還能增加能源供應，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推而廣之，再生資源產業的發展不僅可以使污染物排放，還能形成產業，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一種新型的發展，從傳統的線性的增長轉向循環型的增長，從粗放型的增長轉向集約型的增長，從依賴自然資源的增長轉向依賴自然資源和再生資源的增長，從重視發展的數量轉向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重視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可持續性是一種多贏的發展。在提高資源產出率的同時，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兼顧發展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兼顧先富起來與共同富裕的有機統一。

循環經濟，正是有了發展的內涵，才得到我國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正是有了新型發展的內涵，才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途徑，生態文明建設也才有了抓手，才能落到實處；正是有了多贏的內涵，才能破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矛盾，才能以較小的資源環境代價完成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使命，早日邁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