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得到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也躍居我國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三大戰略之首。“一帶一路”有利于化解我國過剩產能，有利于改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有利于互惠互利的資源配置，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一帶一路”也極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產能過剩的催化劑，成為又一回重復建設的助推劑。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否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前做好環境保護規劃，實施中落實環境保護措施，是決定“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可持續性的關鍵所在，也是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題中之義。

輸出的過剩產能不應是黑色

解決過剩產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意義，而過剩產能的背后卻是資源錯配和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國的產能過剩不是周期性產能過剩，也不是結構性產能過剩，而是一種體制性的產能過剩，是財政分權背景下，GDP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被盲目崇拜，使得新增的投資項目與國家的整體規劃背道而馳而引發的產能過剩。現有觀點普遍認為，“一帶一路”有助于擴大外需，化解國內產能過剩的窘境。

然而，通過“一帶一路”化解過剩產能并非那么簡單。“一帶一路”化解的過剩產能大多是污染排放總量大、排放強度高的污染大戶。以2013年為例，產能利用率低于80%的行業包括化學纖維制造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造紙及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石油加工和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8個行業。這8個行業的平均污染排放總量為52萬噸，平均污染排放強度為37.34噸/萬元。相比之下，產能利用率較高的其他行業，其平均污染排放總量僅為6萬噸，平均污染排放強度僅為5.66噸/萬元。產能過剩行業的污染排放總量和污染排放強度分別為非產能過剩行業的8倍和6倍多。可見，產能過剩不僅派生出更多的行業污染排放總量，更不利于行業技術創新和資源有效配置，致使污染排放強度也居高不下。

因此，在不改變現有生產工藝的前提下，如果為了利用擴大外需和內需的途徑將過剩產能徹底化解，勢必排放更多的污染。這樣的“一帶一路”不是綠色可持續的，是對粗放式工業化發展模式的簡單復制。“一帶一路”輸出的過剩產能不應是黑色的，應該是綠色的。決不能讓解決過剩產能演變為更多過剩產能，進而派生更多環境污染。

“一帶一路”環境管理艱難復雜

經濟發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環境保護更需作長遠打算。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既有人均GDP過1萬美元的經濟強國，如新加坡、卡塔爾、文萊、以色列；也不乏人均GDP不足1千美元的經濟弱國，如塔吉克斯坦、尼泊爾、阿富汗。一些國家對環境質量改善與人民群眾健康的追求已經勝過GDP增長，而另一些國家卻還掙扎在生存與否的邊緣，為增加GDP不惜付出一切。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訴求不同，這些國家難以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權衡方面達成共識。因此，能否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沿線各國達成可持續發展共識，協調經濟強國與經濟弱國的環境保護，實現無差異的、非歧視的“一帶一路”環境管理，對“一帶一路”沿線的小國、弱國的可持續發展關系重大，對我國自身的生態文明建設也十分關鍵。

“一帶一路”環境管理不僅面臨國際協調難的問題，還要防范國內各省的污染升級。目前，國家公布的“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市中，大部分省市已經為“一帶一路”競相規劃、爭取政策，生怕搭不上“一帶一路”的頭班車。例如，陜西提出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新起點和橋頭堡，新疆提出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力軍和排頭兵，甘肅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黃金段，廣西提出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新門戶和新樞紐。除此之外，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青海、寧夏、重慶、四川、云南、河南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福建、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海南等省份也都結合自身特點優勢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的規劃方案。然而，正如中國前幾輪產能過剩一樣，這樣的爭政策、搶項目，極有可能釀成新一輪重復建設和污染升級。如何實現全國一盤棋，協調“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市的利益關系，避免重蹈鋼鐵行業、水泥行業重復建設與產能過剩的覆轍，拒絕以往犧牲環境換取政績的增長模式，這些問題都對“一帶一路”環境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戰。

另外，“一帶一路”沿線省市面臨的環境問題大不相同，這也決定“一帶一路”環境管理要更加艱難與復雜。首先，“一帶”沿線省市大多是生態脆弱區，例如青海、西藏、寧夏，他們承擔著全國生態涵養的重要功能，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完善。這些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到底應當承擔怎樣的角色，是堅持生態涵養，還是投身建設？其次，“一路”沿線省市大多是環境超載區，例如上海、廣東、浙江。他們已經在過去幾十年的壓縮式發展中欠下許多環保舊賬。是先還舊賬，還是再欠新賬？

“一帶一路”應規避環境風險

要想解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我國各省市的歷史環境問題，規避未來環境風險，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加強環保科普教育，爭取達成環保共識，消除“一帶一路”的環保顧慮。如前所述，“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發展階段各異，一些工業化水平較低的中亞、中東地區即將面臨“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新環境問題，而一些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則面臨新老環境問題的疊加。對于前者，中國有責任、有義務幫助他們走可持續發展的富裕道路，而不是如某些發達國家一樣，將這些小國、窮國當成污染避難所。對于后者，中國有信心、有耐心與之達成共識，建立經濟強國與經濟弱國的環境管理橋梁，共同建設“一帶一路”的生態文明。

第二，建立“絲路環保基金”，核算各國排污貢獻，按比例繳納環保公積金。我們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在保護環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不論是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都有責任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改善環境質量。然而，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能力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與污染綜合治理上，污染問題更不會等這些國家有了充足資金后才產生與暴發。因此，建議成立“絲路環保基金”，主要用于“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突發事件處理。基金來源方面，可以借鑒企業公積金與公益金的處理方式，按各國污染排放總量核算排污貢獻。排污貢獻越高，繳納比例越高；排污貢獻越低，繳納比例越低。這樣做不僅能夠幫助暫時沒有能力處理環境污染問題的欠發達國家既保證溫飽，又顧及環保；還能激勵并約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采取科學的發展方式，降低環境污染，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開展城市環境總體規劃，實施差異化、精細化、動態化、空間化的環境管理。“一帶一路”戰略對于我國沿線省份來說的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甚至也被一些欠發達地區視為救命稻草。然而，越是急于發展，就越不能急于求成。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市，應當結合其資源環境特點，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合理定位，積極開展城市環境總體規劃工作，以規劃定目標，以目標圈空間，以空間助協調，以協調保環境，通過差異化、精細化、動態化、空間化的環境管理打造世界綠色增長極。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