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玫，江蘇省環保領域的政府官員。對外，她用“省級政府機構環保從業人員”的稱呼。她覺得，如果以官員的身份示人，容易讓人產生距離感。與太湖藍藻八年抗戰的故事，更多的是她個人的感受與領悟。

12月下旬的一天，江蘇南京一家書店里，作為《科學治太，鐵腕治污——江蘇省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體制機制研究》(下稱《研究》)一書的作者，朱玫和數十位學者、基層環保工作人員和環保志愿者一同回味治污歷程。

是天災更是人禍

“環境保護是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最好試驗田，在江蘇市場經濟較成熟、環境管理能力較齊備的太湖流域地區，可以先行先試。”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在為《研究》一書所寫的序中說。

在朱玫看來，如果說霧霾是全球大氣環境危機的代表，那么，藍藻則可以說是全球水環境危機的代表。

藍藻和細菌一樣，屬于“原核生物”，又叫藍細菌、藍綠菌或藍綠藻，是單細胞生物(0.1-10以上微米級的)，肉眼無法看到，以細胞群形式出現時才容易看見。

藍藻的出現，在植物進化史上是一個巨大飛躍。因為藍藻是最早的光合放氧生物，對地球表面從無氧的大氣環境變為有氧環境發揮了巨大作用。人們生活的地球，百花盛開，萬木爭榮，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這些都是由藍藻等藻類，經過幾億、幾十億年的進化發展而來。

可是現在人們談藻色變，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藍藻已經成了水體污染的代名詞。海水的赤潮、河湖的水華，都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美國環保署將有毒藻類爆發視作全美的“主要環境問題”。

朱玫介紹，我國藍藻在上世紀90年代就在太湖、滇池、巢湖等多地頻發。太湖水危機更把藍藻推進了公眾視野。“大家會發現身邊很多河流、湖泊或多或少都被藍藻肆虐。2007年在無錫發生的那場水危機是因為大量死亡藍藻污水團進入了無錫貢湖水廠的取水口，一般凈水工藝無法消除，臟水進入了千家萬戶百姓水龍頭，停水近一周，致使居民、工廠的生產和生活無法正常進行，造成了巨大損失。”

藍藻從地球生態系統的功臣怎么就變成了罪人，成了人們厭惡乃至要消滅的對象?朱玫分析說，“這不是藍藻有錯，錯在我們自己。錯在人類對自然的過渡索取、過渡開發、過渡消費。正是由于大量的人類活動，才使得原來湖泊河流的生態系統環境在短時間內發生急劇改變。”

研究顯示，太湖流域是全國社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口密度是全國的9.8倍，創造的人均GDP是全國的2.5倍，同樣，單位面積排放的污染物量也是全國的9倍。正是因為大量的污染物進入太湖，造成適宜藍藻生長的富營養化環境，才引起藍藻暴發。

“這當然也和全球氣候變暖有關系，但是全球氣候變暖也正是人類的活動造成所致，所以藍藻肆虐是天災更是人禍。”朱玫說。

八年抗戰的故事

2007年，太湖水危機最后經過連續近一周沒日沒夜的攻關，終于解決，供水恢復正常。曾親身經歷了那場“大戰”的朱玫說，“那一周江蘇省和無錫市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全球100多家媒體聚集無錫，中央十幾個部委也派專員親臨現場，省委書記、幾位省長、副省長、廳長、市長和專家們一起夜以繼日地商量研究如何解決這場水危機。”

這場震驚中外的水危機讓江蘇省委省政府痛定思痛、痛下決心，正式向藍藻宣戰，其實就是打響了一場跟污染的戰爭。江蘇省委書記在短短一個多月內7下太湖。在當年7月7日召開的一場太湖治理大會上，省委書記說，“沒有任何退路，唯有擔負起我們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痛下決心，徹底治理太湖。”

從此，江蘇掀開了鐵腕治污、科學治太的大幕。“從2007年到今天，太湖治理也經歷了八年抗戰。”朱玫介紹，江蘇省健全了組織體系，成立了太湖治理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及應急防控領導小組;出臺了當時全國最嚴的地方法規和地方排放標準;投入了上千億元資金，累計完成了大小1萬多個治理項目。

之后，太湖水質開始改善，衡量太湖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指標總磷和總氮都有明顯的下降，提前實現了國家要求的2015年水質目標。

朱玫介紹，這么多年太湖治理工作也創造了很多第一：第一個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國家試點流域;第一批國家綠色保險試點城市;第一個在地方法規里確立“環保優先”原則;第一個建立省市縣三級流域管理機構;第一個創建由省市政府領導負責河流水環境質量改善工作的“雙河長制”;第一個在流域交界斷面引入生態補償理念;第一個提高全流域污水處理費，讓運營單位能有利可圖有積極性肯干;第一個在全流域應用推廣 PPP模式;第一批建立企業環境信用評價體系;第一個嘗試公眾參與圓桌會議模式，等等。

朱玫說，這些首創工作在太湖治理實踐中發揮出巨大作用，也為全國流域治理積累了豐富經驗。

故事該如何延續

盡管太湖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實踐困境，比如，水環境狀況還是會出現反復，對水質改善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還是要取得共識;比如企業違法排污情況還時有發生。

“環保部門和企業的關系就像貓和老鼠的關系，有時貓贏了，但有時企業用他的小花招騙過了你，真正平等合作的關系并沒有最終形成。”朱玫說，

與此同時，政府作為并沒有得到社會和老百姓的廣泛認可，同樣，公眾參與也缺乏有效途徑。雖然現在NGO環保組織也發展得非常快，目前在江蘇就有100多個，但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重要作用。朱玫分析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等，環保組織缺乏一個暢通的渠道能準確地知道政府的想法和做法，同樣，政府也很難確切地知道這些組織的想法和做法，雙方很難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

環境污染的治理和生態破壞的恢復是無法在短期內一蹴而就，需要有個長期的過程。環保僅靠政府一家不行，包括政府、企業、公眾三方，要形成合力。朱玫引述潘岳的話說，“解決中國嚴峻環境問題的最終動力來自于公眾，環保公眾參與不能夠停留在種樹植草的層次上，而是應該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對各類環保公共事務進行深度參與。”

“環境保護中，政府、企業、公眾合作共治的潮流勢不可擋，這是由中國嚴峻的環境問題、是由風起云涌成長壯大的社會各方力量決定的。”朱玫說，環保沒有局外人，大家都在同一艘夜行船上，能否共渡環境危機，取決于每位船員的思想和行為。如果說之前，太湖治理是政府主導的火車頭時代，今后應該是政府、企業、公眾等各方力量都成為動車組的高鐵時代。